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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昕:三十年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指清末至建国前)是渐趋活跃的。作为一门经济专史,金融史的研究渐成体系,并自成一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体系,与其它经济专史,如财经史、公债史、经济思想史等,一起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回顾与展望。

金融者,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其载体是金融机构,主体为银行及钱庄等。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有关华资银行史的论文仅有10篇,多是回忆性或介绍性的文章,张郁兰所著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是唯一的一部银行史专著。

与前三十年间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相比较,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各类研究文章及专著等成果叠现,引人瞩目。笔者试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成果做以综述,以窥其要。本文所引载的内容以史学类专著及刊物(包括社科类的刊物)所载为主,不包括一些介绍性或回忆性的文章及书评、随笔、文史资料等。在篇章结构上,本文将分金融史料的出版、金融通史的撰述、金融史热点问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四大部分。

一些学者在总结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及发展现状时,多有论及金融史研究的发展之处。 同时,金融史学界的研究者也一直重视着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不断有关于某个时期或某些研究对象的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问世,[ii] 为其他学者提供了诸多方便和研究线索。笔者试对近年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成果略作综述,以展示学界前辈与同仁们的多方成就。在论及某个研究对象的已有研究成果时,本文借鉴了已有的研究综述,在行文中将另行提及。笔者才学有限,在归纳与总结时难免挂一漏万,仅就所知所学加以概括。如有需补遗之处,敬请诸位专家撰文赐稿。

一、金融史料的出版
建国初期,有关金融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尚未自成体系,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资料,其中有很多内容至今仍为金融史研究者所引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近代金融史料的出版渐成体系,不仅有专门的货币史、银行史资料问世,丛书性的史料汇编中也多有相关专门章目的资料汇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先后编辑了两辑《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91年版),收入ZF法令条文、银行章程则例、时评、金融风潮的资料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下两册,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较为全面的辑录了中华民国时期的金融法规,可为金融史研究者作为工具书使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国民ZF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也辑入了相当部分的金融史资料,部分内容与前者相一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至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分年出版)中的财政金融卷部分也收录了相当部分的金融法规、财政部通告和其它类别的金融史相关资料。

在金融机构相关史料的出版方面,一大批银行史资料集陆续问世,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的《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的《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的《武汉银行史料》(198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银行总行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iii] 交通银行总行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 1907-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谢俊美所编的《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洪葭管主编的《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四联总处是战时的金融机构,重庆市档案馆和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四联总处会议录》(共6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内容包括1943年12月至1944年2月期间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的会议资料,涉及会议日程、会议记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在交易所的资料方面,上海市档案馆编写《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金融史编委会编写《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和《北京金融志》编委办公室编印的《北京金融史料》(1995年出版)共12册中也有十册为各银行的简史及资料。[iv]

在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资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合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至1988年出版)、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等编写《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吴平主编,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1991年)。

在外商银行资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写《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吉林省金融研究所合编《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史料》(傅文龄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在伪政权银行方面,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写《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传统金融机构的史料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再版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所编写的《上海钱庄史料》(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了《武汉钱庄史料》(1985年版)、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写《泉州侨批业史料1871-1976》(李良溪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本书编写组合编《山西票号史料》(黄鉴晖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政协山西省委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写《晋商史料通览》(阎爱英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包括临汾卷、吕梁卷、朔州卷、太原卷、忻州卷、阳泉卷和运城卷等。

此外,还有一批民国时期的金融史著述得以再版,成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中的珍贵资料,给金融史工作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丛书编委会编写的《民国小丛书 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是一批珍贵金融史资料的影印本,共四册。[v] 丛书编委会编辑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一编至第五编(每编百册,共500册)共收书1126种,主要收录了中华民国时期在我国境内出版的中文图书,还酌情选收了同时期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该丛书共分十一大类,第四大类为经济,其中包括不少民国时期的金融史专著,如杨荫溥著《杨著中国金融论》(据黎明书局1930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三编33册)、朱斯煌著《银行经营论》(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三编34册)等等。[vi]

台湾学者卓遵宏编著的《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1927-1937)》(台北国史馆1985年印行)是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国近代金融史资料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续三编中也有不少与金融史有关,如郭荣生所编的《中国省银行史略 》(续编第十九辑,第190册)、徐沧水编写的《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三编第二十四辑,第238册)等。此套丛书与《民国丛书》所辑入再版影印的民国时期金融史著述有部分相同。杨荫溥等编的《中国之银行史料三种》也由文海出版社再版(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中国财经资料汇编》第25种)。

除出版的专著外,一些档案类的期刊,如《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等等,也相继刊登过有关金融史研究的档案选,对研究者在资料的选取与查阅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如《民国初年日本制造奉天挤兑风潮档案选》(于彤选编,《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沪苏两地“废两改元”档案资料选1932—1934年》(雪华、沈慧瑛选编,《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旧中国外商银行调查资料》(《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等。丁进军总结了《历史档案》2006年之前所刊布的有关货币金融史料的提要。[vii]

在金融史资料的索引方面,俞兆鹏编写了《中国货币金融史论著索引(1900-1993)》(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viii] 本书分论文索引和著作索引两大部分,收录从1900年至1993年间发表的有关先秦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货币金融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此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79年至2009年)每期后所刊录的经济史论文索引也是学者们常用的浏览检索方式。

二、金融通史的撰述
自上世纪80年代初直到世纪末,虽然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有诸多亮点,但一直未有非常有份量的、全面宏观的金融通史问世。在一些经济史的巨著中,如许涤新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5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再版)、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01年再版)、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都可以略窥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概况和发展之中,但总有不够尽兴之感,亦表示中国近代金融史作为一门专史,其研究发展道路仍在探索之中。

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断有学者编写简明的中国金融简史(包括近代部分)或中国近代金融简史,亦是专史学者们的心血之作,有石毓符的《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盛慕杰、于滔主编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罗吉义主编的《中国金融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桑润生的《简明中国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董孟雄编著的《中国近代财政史·金融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叶世昌和潘连贵编写的《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袁远福、缪明杨编著的《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洪葭管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袁远福主编的《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21世纪高等学校金融学系列教材),戴建兵、陈晓荣编著的《中国货币金融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ix] 姚遂主编的《中国金融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著的《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经营管理为主题,分别介绍了中国近代金融业在组织管理、业务管理等方面的典型经验,也简述了中国近代金融机构的发展变迁;詹玉荣著《中国农村金融史》(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参考书,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徐唐龄著《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从农业经济史、农村金融史的双重角度对近代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及性质等作了分析和论述。

自上世纪末始,金融史界人士开始筹划编辑一部多卷本的《中国金融通史》,经过编委会诸位成员的多方努力,各卷已在本世初的数年间陆续出版问世。由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主编的《中国金融通史》为六卷本,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分年出版:第一卷为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叶世昌著,2002年出版),第二卷为清鸦片战争至清末时期(张国辉著,2003年出版),第三卷为北洋政策时期(杜恂诚著,2002年出版),第四卷为国民ZF时期(洪葭管著,2008年出版),第五卷为新**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姜宏业著,2008年出版),第六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1996年,杨希天著,2002年出版)。《中国金融通史》每一卷本的编著者均为我国金融史学界泰斗级的专家,他们合著的这部金融通史是迄今最为全面的叙述我国金融发展史的鸿篇巨著,是展现祖国自古迄今金融演进与制度变迁的专业通史。在其中,第二至五卷的涉及段限均属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范围,非常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金融史发展演进的多彩画卷,论及百家之长,述兼中外金融机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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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发展演变金融机构是金融业务的具体经办者,其发展演变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对象的金融机构可分为华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两大类,华资金融机构又可细分为以银行为代表的新式金融机构和以钱庄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前者包括国家银行、商业银行、省市银行、证券公司、交易所、信托公司、银公司等,后者包括钱庄(有的地方称银号)、票号、典当、合会等。

⑴ 新式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发展――银行业一些学者将近代华资银行作为一个行业从整体上来进行考察。在专著方面,黄鉴晖著《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即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和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变迁。姜宏业著《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考察了我国地方ZF创办银行的历史,主要由地方官银钱号、省市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等部分组成。钟思远与刘基荣著《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年-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时期私营银行业的兴衰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在论文方面,姜宏业认为近代中国沿海地区银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地理的优越位置和与腹地经济的联系密切是银行业得以发展的条件。李明传探讨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认为其与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过程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客观规律的发展模式。周涛分析了清末民初之际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 陈炜对对近代自开商埠地区银行业发展状况、原因及其发展特点进行了探讨。徐进功认为北洋ZF时期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已呈多元化,中外新旧金融机构并存。朱荫贵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间是中国近代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多种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兰日旭分析了北洋ZF时期我国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商业化发展趋势及绩效; 他还考察了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作重心的转移,一次是在一战前后由商业流通领域向工业企业倾斜,另一次是在1920年代末后向保险、证券等业投资,形成混业趋向。李一翔从企业流通资金的角度考察了新式银行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刘平则更为细致地研究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银行业的保人制度的改良情况。


近代华资银行业中资力最为雄厚的即为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是清季按中央银行模式建立的国家银行,孔祥贤著《大清银行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详细地记述了大清银行的建立、发展及业务经营状况。民国肇始,中国银行继之成立,取得中央银行的地位,卜明主编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年版)以朴实的文笔、翔实的资料,全面记述了中国银行解放前37年的历史,也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展现了中国近代金融发展之路。唯其结构体系仍未脱离政治史的框架,在按照金融史本身的特点来进一步分析撰述方面显得不足。中国银行上海国际金融研究所行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一九一二~一九四九)(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记述了该行的业务概况和较为重大的事件,初步分析了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地位和作用。对于中国银行行史的研究,学者们着力探讨了中国银行与中央ZF的关系。邓先宏认为与大清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与北洋ZF的关系更为密切,发挥的中央银行的职能更加突出,但两者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集中体现在“控制与反控制”和“干预与反干预”两种力量间的斗争。 张庆军将中国银行与北洋ZF间的关系分为依赖、抗争、摆脱三个阶段,停兑令事件是中国银行与北洋ZF的关系由听命转向抗争的转折点。 张秀莉与张帆认为1928年及1935年南京国民ZF对于中国银行的两次改组反映了中国银行与国民ZF的早期关系。这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的性质与地位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反映了南京ZF与金融业间既相互利用又不时产生矛盾的关系。  姜虹认为1935年南京ZF改组中国银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适应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制度的需要;实现国家财政方针统一,强化国家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渡过因白银外流而引发的金融危机;近代以来中央银行建设思想发展的结果。  张秀莉还从资本构成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的角度对1944年的中行改组作以评析,部分阐述了南京国民ZF在迁都重庆后的财政金融政策。

交通银行是与中国银行并驾齐驱的国家银行,兼办商业银行业务,并拥有发行、分理金库等特许权力。至今,仍未有一部完整的交通银行行史问世,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印了一部《交通银行简史》(1978年版),  介绍了交行自1907年筹设至1949年被接收的概况。与对中国银行的研究视角相类似,对交通银行与中央ZF的关系也学者们的研究着眼点。翁先定以ZF与银行的关系为主线研究官场活动对交通银行业务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交行的主要利益途径无不渗透着其官场活动的影响。 徐锋华与高洁认为交通银行的专业定位长期不明确,国民ZF通过对交通银行的两次改组,将其最终定位于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

台湾地区对中交两行行史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姚崧姚所著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张公权先生建立近代化金融组织基础之成就》〔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9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台湾的《交通银行七十五年》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交通银行七十五年》,刘石吉先生撰写其中的《交通银行迁台前简史》。许鼎彦撰文叙述了民国初年梁士治及其所代表的交通系,利用各种金融业务的便利为袁世凯ZF筹款的活动。

中央银行是南京国民ZF于1928年在上海设立的,逐步发展为其金融垄断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员。刘慧宇所著《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从央行三大职能(即银行的银行、ZF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的逐步确立探讨了中央银行的发展道路。中央银行在设立之初,出于巩固ZF和平衡财政的双重需要,国民ZF就将其角色定位于现代意义上的央行,这是与将中交两行改组为专业银行相适应的。  中央银行拥有国民ZF赋予的诸多特权,实力得以迅速发展,但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逊于中行,仅于交行差不多。抗战期间,随着国民ZF金融垄断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也逐一得到落实,金融监管职能也渐趋强化。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条件下特殊的经济和金融需求,使国民ZF在实施战时金融管制中尤其重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建设,由此也促使了中央银行制度走向完善。 在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方面,中央银行则始终未能尽职未责,这与其沦为国家财政的附庸、社会经济环境长期处于**之中均有相当关系。 1941年中央银行独占发行权,大体上完成了我国近代货币现代化的进程,也为国民ZF纸币ZF的实行创造了条件。  虽然中央银行的发展反映了我国金融现代化的脚步,但魏浩然与王培文认为其设立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成为国民ZF强行扭断中国资本主义合乎规律性发展的切入点,对中国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也产生某些消极影响。 吴秀霞认为四联总处在抗战初期代行央行职能,扶植中央银行逐步确立了三大基本功能。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原农村金融救济处下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于1935年改组而成。董长芝探讨了中国农民银行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  蒋国河对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农贷收到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也存在着受贷人数相当有限及分布地域不平衡等不足和局限。  邹晓升和黄静认为中国农民银行通过不断调整农贷发放方法,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农贷制度。 邹晓升还认为中国农民通过逐步统一农贷,成为国民ZF的国家农业专业银行。

四联总处成立于1937年8月,全称为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是战时最高的财政金融机构,直至1948年才被撤销。吴永光曾撰文总结了部分研究成果。 姜宏业最早分析了四联总处在国民ZF治理金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黄立人认为四联总处是战时及战后在国统区的金融、经济领域内发挥过特殊作用的机构,描绘了其发展脉落; 还是战时国统区农贷的负责机构,但对大后方农业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暂时而有限。 刘祯贵认为四联总处利用国家行局的资金来配合国民ZF工矿战略重心的转移和推动西部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对增加战时经济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所实行的农贷政策,无论对直接促进农业生产,还是间接遏制高利贷的横行,都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且不健全的农业放款还助长了大后方农村的变相高利贷的猖獗。  杨箐认为四联总处作为国民ZF的一个中枢金融机构,能在**统治区金融、经济领域发挥特殊作用,产生正面与负面的效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王红曼对四联总处在战时及战后执行的侨汇经营管理政策、货币发行监管职能、银行监管职能进行了述评;  还分析了四联总处对西南地区金融网筹设的作用和对西南地区金融业的管理,但其货币ZF的直接后之一就是西南地区通货膨胀的加剧;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活动和农业贷款活动,对战时西南地区工农业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地方银行包括省市县的各级银行。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业史》是一部全面研究我国地方银行的专著,对数十家近代地方省市银行的盛衰、业务状况、组织机构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杨亚琴认为地方银行是旧中国金融业的超前发展和地方ZF力量迅速上升相结合的产物,其创办和整个发展过程都明显体现出地方ZF的意志和行为方式,与地方ZF的利益息息相关。  史继刚认为民国前期创设和推展的县银行是当时ZF为解决农村金融枯竭、弥补大银行业务经营不足、复兴农村经济、保障国家财税而设立的以县境为营业区域的一种基层金融机构,其存在时间较短,影响也不大;抗战爆发后,国民ZF之所以要在其控制的大后方各省大力推广县市银行,一方面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适应抗战需要,同时也是为配合所谓的“新县制”建设,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等。 对地方银行进行个案研究比较突出的是浙江地方银行。王恭敏认为浙江地方银行是旧中国一家办得较好的省办地方性银行。 刘志英与张朝晖探讨了浙江地方银行与中央及地方ZF的关系、在农贷方面的积极举措、在抗战期间的金融活动等。 此外,学者们还对富滇银行、重庆银行、安徽地方银行、聚兴诚银行、四川地方银行等的职能与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很行的初创时期 1897-1911)》,是一部简单的行史。曹广森与闵庚尧探讨了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间及性质。 汪敬虞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产生的历史条件,探讨了其与外国金融势力的关系。 章友德总结了中国通商银行初创时间的运作特点。 宋士云研究了中国通商银行集股兴办的过程。 谢俊美认为中国通商银行在开办初期受到外国银行及洋行的夹击,经营极为困难。  戴建兵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创办后第一起伪钞案的原委。陈礼茂分析了张之洞与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作用和早期的几个金融案。  巩为为也认为中国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努力下选择官助商办”模式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祁敬宇认为中国通商银行在经营管理上过于依赖ZF,未能抓住机遇求得独立发展是其失误。  詹庆华以中国通商银行为例,揭示旧中国海关在中国金融近代化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及二者的早期关系。

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民营商业银行是一朵盛开的奇葩。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各行业中,民营银行是发展得较为成功的行业。民营银行以助长工商、服务社会为理念,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社情民风、具有现代化因素的管理制度,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对银行业自身的进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lxiv] 民营银行独特的发展道路也说明:银行须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要与ZF保持相对独立性,银行业发展离不开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的支持,银行要以工业发展为基础、以信用制度及社会安定为保障等等。


经营得比较成功的民营商业银行是著名的南三行与北四行,南三行包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为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包括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行,有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准备库等较为固定的联营组织。

南三行的总行均设于上海,虽然没有北四行那样较为固定的联营组织,但在经营上互相扶植,联系紧密。上海银行是三行中最著名的一家,也是当时经营得非常有特色的商业银行。薛念文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1915-1937》(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通过纵向梳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脉络和对其主要经营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其经营活动特色。徐鼎新较早地开始探求上海银行在经营治理中的宝贵经验。洪葭管与卢盛春剖析了上海银行在初创阶段经营管理中的特色,认为它所实行的“服务社会”的方针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也是商业银行兴衰成败的关键。陈文彬认为信用是银行业的立行之本,上海银行一贯重视信用建设,不断健全针对授信方的信用管理制度,但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道德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银行信用制度的有效运作决非是其自身所能保证的。孙建国考察了上海银行对于行员舞弊案件的临时性补救措施和防弊制度,认为其在信用保险和信用保证制度方面的变革尝试是我国银行业信用保证制度变革的一部分。薛念文考察了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银行的农贷活动,认为上行的农贷活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方亮认为上行的成功是与该行重视智力开发和严格的人事管理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概述了浙江兴业银行的变迁历程。朱镇华以浙江兴业银行45年的经营史料为依据,详细考察了官利的变化,认为官利也起到动态地协调员工、债权人以及股东的利益等积极作用。李国胜以浙江兴业银行的资料,从资金外来和拆放以及外汇套息角度分析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的实际关系,认为两间者既有着竞争关系,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互补关系。 相对而言,对于浙江实业银行的研究相对较弱,仅在文史资料中有叙述性的文章。

北四行的总行均设在北方,故名。王勉认为北四行自建立至抗战前的二十年中业务重心均在北方,相关活动促进了天津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阚立军认为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发展轨迹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沿革的代表,亦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 北四行的所拥有的金融资本初期军阀与官僚所占比例较大,20世纪20年代后金融业者和工商业者的投资比重明显上升。 顾关林分析了北四行在联营与投资时的活动,如举办有将储蓄、购买公债、开展房地产抵押贷款等。姚会元与康金莉认为北四行作为当时国内著有影响力的金融集团大肆进行公债买卖与投机,获取巨额利润,也透视出当时中国银行业倚重于ZF债券畸形发展的历史。

刘永祥著《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采用实证、计量、比较等方法,对金城银行的经营发展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亦是一部金城银行的行史。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活动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为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坚持抗战做出了贡献。诸静著《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业务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在北洋ZF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和承募铁路债券的比重就是其重要的投资业务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金城银行为扶助处于困境的小本农工商业及解决自身存款逐渐膨胀而放款不易的困难,在华资商业银行中较早从事小本贷款业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在华资商业银行放款农村的热潮中,金城银行也是参与较早、成效颇为突出的一家。陈文德等认为金城银行的经营管理有方,它在信贷资产管理及对风险的防范化解方面所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戴建兵与曹艳荣认为金城银行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具有“适才、适时、适地、适需”的灵活用人特点以及“谨严、制严、考严、律严”的管理特色。 方亮与张涛认为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和投资反映了近代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康金利认为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周作民早年受到日本财阀经营模式影响,企图形成以金融资本渗透工商实业的集团经营模式而没有获利成功。此外,对盐业、大陆、中南三家银行的研究成果较少,仅在文史资料中有部分概述性文章。
新式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发展――其它证券业、保险业及信托业的相关机构均属于新式金融机构范畴,它们也是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证券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近十年为学者们所关注。郑振东著《中国证券发展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全面系统地对中国近代以来证券业的发展情况做了述评,重点阐述了股票与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市、证券立法与监管等。近代中国进行股票与债券买卖的场所是交易所,对于交易所的相关研究鲜见。罗友山考察了1946年至1949年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得出作为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产物,上海证券交易所既是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中形式上最先进的一家证券交易所,但又是实践中独立性最差的一家证券交易所的结论。  对于我国近代证券市场的研究参见金融市场部分。
研究近代中国保险业发展历程的专著有颜鹏飞著《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和中国保险学会,本收编审委员会编著的《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对于近代保险业研究成果的概况可参见王晚英与马翠兰所写的综述。 赵兰亮的书。麻光炳认为1840年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逐步发展和西方近代保险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和舆论准备。从1865年至1912年,华商经营的保险公司已达35家,表明中国民族保险业已经兴起。  谭文风考察了近代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  罗艳认为当外商于1805年在广州创立中国近代第一家保险机构时,买办就以附股的形式接触到保险领域。以此为开端,买办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积极参与到晚清民族保险业中,并在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初创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锦銮认为买办在近代民族保险业初创时期表现活跃,是创办民族保险业的主力。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加上官府的扶助,民族保险业最终在洋务运动中突破外商的垄断艰难地产生出来。 徐华分析民国时期银行业投资创办保险公司的动机,认为是外商在华保险业获得的丰厚利润吸引更多资金进入保险界,银行当然也不能例外。 傅宏认为近代中国的保险业获得实质性的发展是在1927年以后,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畸型的发展过程,最终以消亡而告终。 李琼考察了民国时期出现的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人力车夫互助保险、简易人寿保险和20世纪40年代川北盐工保险为代表社会保险实践,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和国外社会保险实践的影响以及民族商业保险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保险实践的出现,它体现了中国社会保障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有的学者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与管理进行了个案研究。吕光磊、徐华认为银行投资创办的保险公司是近代银行混业经营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对近代最大的一家民营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的实证分析,一方面用事实论证了银保合作尤其是产权上的合作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论证了分保和放宽对保险资金运用限制有利于保险公司的经营发展。 杜恂诚考察了近代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中成立较早、一度经营较好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认为华安的经营陷入困境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商业性社会保障机制是非常脆弱的。 在具体的业务方面,孙建国对近代上海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做了述评,赵珂考察了民国时期江西临川的耕牛保险。对于近代外资保险业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赵兰亮分析了英商保险业自1943年至1937年在上海的投资与经营活动。颜鹏飞、邵秋芬通过对中国首家外商保险同业公会和伦敦海外火险委员会的考证研究近代英商保险业与华商保险业的关系。赵兰亮还对太平洋战争后日伪ZF对上海保险市场混乱状态的监控进行了分析。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汪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图谋最终归于失败。

对于近代中国信托业的发展在近年来的研究比较深入,20世纪90年代仅有介绍民国时期信托业概况和中央信托局概略的三篇文章。何旭艳考察了信托业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她认为 1920年代初信托业在上海的兴起是当地存银过多而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的畸形产物,信托公司在兴起之初就偏离本业,在与交易所联手投机股票导致的信交风潮中大批倒闭,而以经营银行业务为主的信托公司得以继续生存发展。到抗战前夕,已有一定数量的信托机构以及初现雏形的同业组织。但大多数信托机构或沦为投机的筹码,或成为银行的附庸,信托业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金融行业。何旭艳著《上海信托业研究(192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1921-1949年间的上海信托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该时期上海信托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分阶段梳理主要史实并归纳相应的特点,分析制约和影响上海信托业演变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她和吴景平还重点考察了抗战期间的上海华商信托业,认为与战前以及战后相比,战时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呈畸形繁荣状态,金融信托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愈演愈烈。信托业只是充当了上海市面富余资金牟取暴利的一个载体,依旧无法发挥长期资金融通与财产管理功能,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分业。孙毅、朱弘晶认为信托业的经理人群体从事信托实务经营,推动信托业界的联合,在推进近代中国信托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孙毅还考察了自1930年代开始设立的信托基金,认为民国时期的信托基金始终没有发展壮大,一方面是因为信托基金在资产管理方面不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实现优良的业绩回报;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托基金在运作中存在诸多不规范行为,这又与近代国家对信托基金的管理不到位有密切联系。

银公司和储蓄会是特殊类型的金融机构。郑会欣著《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叙述了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发展史,并对其性质变化和业务范围进行了分析。中国建设银公司是1934年由宋子文创办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在二战前短短的几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公司初期的股份大部分来自国家银行和国内最大的十几家银行,因此可视之为官僚与财阀结合的一个典型。日后,特别是抗战后期,官僚与财阀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将公司的股票转归个人,公司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对于储蓄会的研究是近代金融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点。倪泽民考察了近代的万国储蓄会的发展,冬云考察了奉天储蓄会的兴办。 康金莉、姚会元对四行储蓄会的考察比较深入。它是北四行联营事业的附属储蓄机构,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储蓄银行。该会实行会员制的经营方式,所有客户均为会员,利息之外另以会员名义向客户支付红利,吸收了大量个人存款。在资金运用方面,该会主要办理存单质押放款和公债券投资业务。因经营灵活,四行储蓄会社会声望迅速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甚至有超过北四行之势,社会上有"四行一会"之称。


⑶ 传统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变迁-钱庄及票号我国民间资本的传统银行机构以钱庄和票号为主,传统官办金融机构为官银钱号。张国辉著《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是研究钱庄业及票号变迁的专著。洪葭管认为产生于封建社会、发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在性质上属于“经营货币资本”,具有错综复杂的情况和特点,正确分析它们的性质和评价它们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有助于对十九世纪某些经济金融问题的认识和理解。黄鉴晖则认为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的性质是“借贷资本”,而非前者。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金融史学者对于票号与钱庄性质的争论。清末民初之际,中国社会经济由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表现为深刻的矛盾和动荡,处在动荡岁月里的中国钱庄和票号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面临多种导致金融不稳的因素,常常由于金融市场的紧张和混乱,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除借贷与汇兑业务外,票号与钱庄还是我国近代同城与异地间的资金清算枢纽。 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在一定时期成为了当地金融的调剂中心和结算中心,较为成功地解决了盐业经济发展中货币资本的集中、投放、流转、划拨、调剂、平衡的问题,既与山西、上海等地的钱庄、票号有诸多共同之处,又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两者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和激励方式等方面起着两大方面的作用,一是以共同的意识形态规范和约束经济行为节约了交易费用,二是传统文化结合商人的意识形态培育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发展。 吕建锁、陈发雨将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进行比较,认为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 在钱庄业的研究上,易继苍从钱庄的起源、性质与作用、与洋行、银行的关系、钱业公会、钱业区域性研究、钱业人物、钱业家族的研究等方面在学术史上进行一番梳理。
崔满红认为近年来对于票号的已有研究可分为: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研究是基础;第二阶段的研究长达40年之久,经历了从经院式的历史考证走向历史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发展变化;21世纪以来的研究出现了显学化趋势。

在我国近代,钱庄等民营金融机构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有过重要的作用。樊继福认为鸦片战争后,钱庄的发展日益完善,近似现代银行,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其作用具有双重性,既在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过程中起了助纣为虐的消极作用,也加速了沿海和内地的商品流转,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社会金融环境发生巨变,钱庄业的何去何从令人关注。林地焕认为钱庄业在1930年代初曾一度衰落,但仍能顺应时势以扩展业务。


朱荫贵认为钱庄业在抗战前十年的整体趋势是快速的全面衰落,其主要原因是国民ZF要建立统制全国的垄断金融体系,银行业是这个体系中的主角,钱庄业成为被南京ZF改造收编纳入银行业中进行管理的对象。 孙建华认为钱庄随着新式银行业的创新发展而出现了整体性的衰落趋势,钱庄业的整体衰落表明,公司制银行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方向,ZF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民族银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近代钱庄的发展也存在着信用不稳固、投机性和脆弱性高、不利于金融稳定发展等问题。
刘克祥认为农村钱庄是近代后期农村资金融通的重要方式,其发展在1921至1931年间达到高峰,因在币制改革后推动生存空间而急剧衰落。 庄票是钱庄业的信用与金融工具,有的学者认为钱庄、钱号发行的银票或钱帖具有纸币性质,“片纸架空取巧害民”,持完全否定态度,而夏皓与吴春茂则认为这些票帖的存在恰恰证明了钱庄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为百姓所信任。  林地焕考察了20世纪初中国钱庄汇划制度和汇划公单收付情形。



对于庄票的介绍与研究集中于上海钱庄的庄票。


对于上海钱庄的相关研究比较集中。郭志芹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上海钱庄外受外国银行控制,内存较大消极落后性,已不能满足上海经济现代化对金融机构的较高要求;20世纪初钱庄开始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方向转化,引进近代汇划制度,但在南京国民ZF金融控制政策下逐渐衰落。 易继苍认为近代买办与传统的钱庄相结合,促使了传统的钱庄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化,此种影响在买办云集的上海尤为显著。 尹振涛以上海钱庄的证券投资行为为视角,探寻钱庄兴衰历程背后的原因。 上海钱庄的汇划制度很有特点,石涛、张军认为这是上海钱庄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颇具特色的票据清算制度,1890年产生,此后一直处于中国金融业票据清算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被银行业的新式票据交换制度取代。 杜恂诚认为近代上海钱庄业具有很高的行业信用,是与其习惯法密不可分的。钱业习惯法主要体现为各种行业规则,向外界扩散后成为公认的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机环节。他还以上海钱业习惯法为典型个案,研究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作为习惯法要素的行业规则的制定与对外影响、强ZF下公会作用的弱化等。在近代上海的钱庄业中,还有绍兴帮、宁绍帮、潮商帮等。 陶水木考察了在沪的浙江帮钱业集团,认为它是江浙财团、江浙金融财团或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学者们还对宁波、萧山、杭州、绍兴、嘉兴、汉口、重庆、南京、安徽、镇江等地的钱庄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姚会元对于近代汉口钱庄的研究比较深入。近代汉口钱庄在性质上发生过两次变化,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后转向买办性,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向民族资本主义转化。20世纪30年代,受社会经济环境变迁的影响,汉口钱庄业走向衰败。 郑亦芳著《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台北中央研究院三**义研究所1981年版)是台湾学者对上海钱庄业变迁研究的成果。



票号也是我国传统的民营金融机构,清季曾盛极一时。黄鉴晖著《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2002年再版)分述并研究了山西票号的起源、发展、兴盛、危机和衰败。其它研究专著有孔祥毅著《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卫聚贤著《山西票号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山西票号研究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等。曹煜主编的《祁帮票号》(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和 张正明,邓泉著《平遥票号商》(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对山西票号中的祁帮票号和平遥票号进行了述评。

票号肇始于明清之际。刘晓光认为从票号产生的时间看,当时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从票号的经营用人来看,票号具有一整套封建的规章制度。秦佩珩认为明清时代晋商尤其是盐商非常活跃,是票号得以组织并产生的一大原因,这也是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分析票号产生的原因。王永亮分析了晋商能够脱颖而出创办票号并使之发展成群的非生物环境:一级银行制度、混乱的货币铸造与度量衡制度等。何凤群认为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发生的变化,钱庄和票号分别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保守势力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李俊峰认为票号与清ZF的关系密切,成为清季ZF的财政金融支柱。 童元松认为票号自身的优势、晚清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与清ZF和钱庄的密切交往使晚清的票号走向兴盛。 张惠信认为清末货币体制由多元机制逐渐向单一机制发展,瓦解了山西票号在埠际间汇兑的独占市场,形成竞争,是导致票号由盈转亏,转而衰落的重要原因。郝东升认为从山西票号的衰亡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向近代化发展的趋向。 崔鸿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认为其在向现代银行过渡中错失变迁机遇,组织内部的各利益主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组计划付之东流。常鹏军认为晚清官方对票号发展有着双重作用,既使其壮大繁荣,又勒捐强借。官办金融机构凭籍特权肆意挤压,以及晚清官风潜移默化中对商人的腐蚀吞噬,促使其退化衰亡,走出历史舞台。李永福认为山西票号的转型失败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主要表现为:总号与分号的信息不对称,经营形势与经营业绩的信息不对称,商业环境与商业习惯的信息不对称。 刘建生立足于票号的总分号数量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对其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进行了估算,并简单梳理了兑换券的发行情况,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票号衰落之原因。燕红忠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估算了票号业的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使山西票号的主要指标和数据趋于完善,也为从宏观和数量的角度探讨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以及票号与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奠定了基础。


票号在全国主要城市均设有分支机构。李可考察了中法战争中的云南同庆丰票号,认为票号的大笔垫款稳定了军心,有利于滇军摆脱困境,取得战役的胜利。 周智武考察了近代广东金融业中的票号,认为山西票号在广州设立分号为广州与内地的长途商品贸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当时战乱中广东省税款的解缴做出了很大贡献。[clii] 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是票号业中非常有特色的一家。传统的破产清理以破产清算为主旨,清理方式表现为简单的停业清产。潘晓霞认为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清理时,也试图进行彻底清算,但是清理效果不佳。随之提出暂免破产,继而试行复业清理使债权人与债务人合营、清理与营业并行,使破产清理走出传统轨道,逐渐向现代企业运作机制转型。

近十年对于票号的研究集中于票号在经营管理中的特色及对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期,侯安平、武红卫首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特点。 高岳兴认为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与现代的股票期权制度有不同的激励作用。 张桂萍与郭福春认为票号的身股激励制度是一种良好的经营机制,乔增光则对票号身股的数量进行了分析。贾彩彦认为从非正式约束角度来分析,在集体文化形态中的集体惩戒机制下,票号的股东与经理之间信任与忠诚的关系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孔祥毅从利润导向的角度分析了山西票号的经营。 李凌从山西票号商权分离出现的委托—代理关系入手,阐述了维系这种委代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票号激励机制中的人力股制度有确定、计量和分配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而约束机制则体现在制定号规,以及基于儒家文化上的信任和忠诚方面。 张桂萍认为山西票号经营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小、利厚、快速高效。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特别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所以奇迹般地创造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 李婧认为新式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票号间的区别具体表现在资本组织形式、内部治理结构、外部组织模式三方面,票号因制度守旧等原因被历史所淘汰。 肖宇考察了考察晋商部分家族制度对票号经营的影响。 在诚信机制方面,马媛媛认为票号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如选人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地缘和业缘组织制度等都是有利于建立内部和外部信誉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山西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 刘一勤认为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贯穿着一条传统商业诚信向近代嬗变的伦理主线。张亚兰、孔祥毅认为山西票号在特定的信任半径下求得了信誉均衡与金融发展,但当社会发展需要金融信任半径延伸的时候,山西票号没能打破原有的信任均衡方式,致使在新的环境下信誉均衡难以实现,终于无奈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王劲松、刘兆征认为山西票号所提供的存贷汇等业务应属于银行信用,它与其他社会信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会计制度发展方面,孔祥毅认为山西商人及其票号在商业活动中,对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所做的各种创新,不仅适应了当时企业管理的需要,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会计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康均认为票号组织在清代已有了比较严密的经营与会计核算制度,其基本会计核算制度包括报账制度、清账制度、移交制度、费用开支制度,以及结账和分红制度几个方面。定期报账是总号控制分号的重要制度。周子良认为山西票号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所形成和遵循的商事习惯具有外部与内部、不背于公序良俗、强制性和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等要件,因而成为山西票号习惯法,即商事习惯。王青考察了山西票号的会票、信汇和密押,成艳萍认为纸币防伪技术是山西票号产生和发展的技术基础。



⑷ 传统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变迁-其它典当业也曾发行过信用货币、领用银行兑换券,这都属于金融活动与行为。常梦渠主编的《近代中国典当业》(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就分析了典当业发行信用货币而引起的负债经营问题。刘秋根分析了明清至民国以来典当业的资本来源与构成,存款的普遍化及借款经营的盛行使典当业的资金来源相当广泛。李金铮认为典当业是旧中国传统借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典当业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落和危机之中,给普通百姓的金融借贷带来严重影响。为此,ZF及社会各界提出了种种改革建议。 马俊亚认为作为农村传统贷款机构的典当业,是连结都市金融市场与农村社会生产的纽带,对调剂农村金融、保障农副业生产、稳定社会治安有着积极意义。在对农村服务的过程中,典当业与新式金融机构银行结成了相互补充、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杨勇认为近代以来江南典当业的经营日渐困难,典当业为谋求生存而试图提高利息、缩短当期以牟取商利,但其求利行为日益受到社会的道德批判和ZF的制约。此外,对近代北京、上海、广西、浙江、兰州、四川、无锡等地的典当业,也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
官银号是官办传统金融机构。李立侠认为为解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需的军费是清ZF创设官银号的主要原因,随之也产生了通货膨胀问题。 孔祥毅考察了山西官钱局与晋胜银行的关系,认为官银局的收益成为早期的银行资本。谢杭生对清末各省官银钱号进行了全景式描绘。 Ronald suleski、姜宁认为奉天省长王永江将三大ZF附属银号合并为统一的东三省官银号并加强控制的举措不仅限制了奉系军队的特权,使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经预算核准就任意动用经费,而且推动了东北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 此外,对于各地官银钱号的研究限于其发展过程和发行的纸币。
银炉又称炉房,将外地输入的银锭、银块熔铸成本地使用的宝银,在债权债务的转移过程中发展成可发行信用票据、放出信用借款的金融机构。对于银炉的研究集中于营口的过炉银(业)。合会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组织。在银行信贷业及社会保障不发达的近代社会,这种组织长期广泛存在,其运作模式已经形成一整套民事习惯。 合会广泛在民间进行融资,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应得到国家制订法的认可,而习惯由于传统外在权威的缺失去也需要国家法的确认。 已有学者对近代上海、江南农村、广西农村和南洋华人合会的发展及特点进行了初步研究。 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的《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介绍了闽南地区的侨批业(类似于帐局的组织)。



⑸ 外国在华金融机构与势力对于外国在华金融机构的研究成果首推汪敬虞先生,主要研究成果汇集于专著《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9世纪70年代,随着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和电讯交通的建立,中国商品出口的市场价格逐渐被外国商人控制,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市场主权的变化;外国银行通过控制贸易进而操纵中国金融市场,导致了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主权的丧失,这是造成中国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发行纸币也是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有力辅助手段。19世纪80年代是外国在华银行金融实力的扩张期,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金融网的扩张;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外国资本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开发密切相关。除纸币发行外,外国在华银行存款、放款和汇款三大类业务,也获得了空前的扩张。 19世纪末与20世纪之初,世界和中国面临深刻的变化。就世界范围而言,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换。就国内范围而言,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向割据的军阀统治的转换。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世界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一个高潮期。作为对华经济侵略重要工具的外国银行的投资活动上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它的内容包括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企业投资三个方面,无一不反映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特征。1895年至1927年是外国在华银行势力得以扩张的鼎盛时期,外国在华银行的金融活动(主要是银行团)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变化。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还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进行金融活动,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活动的高潮,出现在北洋ZF时期。黄贤镛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为其对华资本输出打开局面后,为了更有效地攫取垄断利润和殖民利益,对华的金融侵略空前猖獗。 仇华飞认为外商银行是替其本国ZF执行对华经济扩张服务的,是各国在华投资枢纽;注重在华的政治借款与铁路投资,利用大量存款从事商业投资;外商银行雄厚的公积金与现金以及上海等地市民对他们过于相信从而使得外商银行能够操纵中国金融市场。朱荫贵认为抗战爆发前的外国在华银行业的发展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受到遏制,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租界等特权未曾废除,在外国势力在中国高人一等并处心积虑扩大侵略的局面不曾发生根本改变前,外国在华银行业的优势地位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日本银行业在该国ZF对华侵略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本时期在关内外迅猛扩张,并在关外迅速占据统治地位。柴田善雅、单冠初考察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地的金融活动,认为日本在华北与华中占领地发行的通货各自限于具有很大差异的通货圈流通,用以掠夺各种物资。周伟洲考察了华俄道胜银行为了输出资本和榨取高额利润而对我国新疆地区财政和金融的垄断活动。 王继庆考察了1895至1945年间俄国(苏联)对中国东北的资本输出问题,即资本输出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资本输出的主要机构(俄资银行)、资本输出的媒介物(卢布)以及中国东北民族金融资本同外来金融资本的矛盾关系。
近代外国在华金融势力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合组银行团。外国在华银行还与晚清ZF发生了借贷关系,并从中为自己和本国ZF获取了巨大利益,客观上对传统中国的金融业产生了推动作用。夏良才考察了国际银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和四国新银行团与湖广铁路续借款案。 刘蜀永和仇华飞分别对沙俄和美国在新旧银行团中的活动进行了研究。 苏黎明、柯其成剖析了六国银行团与“善后大借款”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其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影响。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马陵合认为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cciii] 张北根则考察了英日对待新国际银行团及其对华贷款与中国裁军问题的态度,英国对日本使用了又打又拉的方针,日本进行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对英美也有所让步。
银行团在清末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对清ZF的币制实业借款。 刘蜀永认为试图从俄、美帝国主义争夺我国东北的角度,剖析沙俄反对这次借款的主要原因,认为这是沙俄利用矛盾对我国进行侵略的主要策略之一。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杨智友从各国争夺对华币制借款的角度分析银行团交替与重组的原因。 马陵合认为四国银行团的成立使清ZF对币制借款失去了自主权,这是清末外交的一大败笔。



国民ZF时期,外国金融势力影响我国币制金融的集中体现是币制改革问题与平准基金问题。郑会欣认为币制改革的实施与帝国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因此而简单地将发动币制改革归结为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吴景平从分析英国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的中国之行入手来研究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并把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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