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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 17:39:05 |显示全部楼层




  錢莊,源起於唐朝的“飛票”。所謂“飛票”,很像我們現在所說的匯票,有通存通兌、異地支付的特點。到了元代有了“錢桌子”,這是金融交易的初級形態,形式和規模也簡陋得近乎粗糙。進入明代,錢莊誕生了,這是一個大時代民族商人與民族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錢莊從它誕生那一天開始,就兼顧着金融交易、金融匯兌、金融信貸的多重使命。到了清代與民國早期,錢莊還兼顧着典當與糧食、棉花等農作物的經營。

  這裡我要說說老西安的錢莊經濟,捎帶着也說說過去的錢商、錢票。



  錢莊的“秦晉之好”

  在老西安城,錢莊的東家、掌柜大多出自山西晉中平遙、祁縣、襄陵一帶。清代光緒年間西安的“日升昌”、“百川通”、“大德恆”、“天成亨”等十二家名頭山響的錢莊、票號,其中有八家系由山西晉中人開設在西安的“分庄”。及至民國末年,西安的62間錢莊、票號也多由山西人掌柜或領東。縱是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由46家錢莊、票號組成的西安銀錢業公會除理事長是長安人魯錫九之外,其他常務理事及理事清一色是山西晉中人氏。在1954年,西安銀錢業各商號紛紛響應政府號召——轉產或者歇業,如山西襄陵人開設在西安的“同濟豐錢莊”轉業入咸陽棉花公會;“協義成”轉入西安綢布業公會;“長春生”改名 “裕生麵粉廠”(廠址在銅川);陝西本土的錢莊和票商也紛紛響應政府號召,積極地投資“麵粉廠”“綢緞業”及“運輸業”,極大地激活了西安諸工百業的發展活力。

  在老西安城,票號和錢莊的集結地在鹽店街及梁家牌樓一帶。1948年7月6日,西安銀行公會和西安錢業公會呈請市政府批准在梁家牌樓設立“西安銀錢業聯合交易市場”,當時西安錢業商業同業公會的理事長謝鑒泉先生就是山西臨晉人。該公會設常委理事二人,一人是山西虞卿人氏尚德庵,時任“宗涌盛”錢莊掌柜,另一人是陝西長安人氏魯錫九,時任“協和福”錢莊董事長。此外,該錢業商業同業公會還設理事六人,其中晉中人氏有4位,依次是:山西襄陵人“敬泰絡”錢莊掌柜馬麗庚;山西臨晉人“敬盛豐”錢莊掌柜秦虛庵;山西臨晉人“忠厚興”錢莊掌柜焦友誠;山西虞卿人氏“天順誠”錢莊領東鍾仕誠。另外該“錢業商業同業公會”另設常務監事一名,該常務監事由陝西澄縣人氏“俊源號”錢莊掌柜雷升雲先生出任;在他之下設“監事”二人,兩位“監事”皆由山西臨晉人出任,一位是“同益豐”錢莊的掌柜胡儒生,另一位是謝華亭先生,當時謝先生任“協合福”(陝西人開設)錢莊領東。從以上史實不難看出:山西錢商、票商在錢莊經濟時代佔有極大的西安金融市場的份額,同時山西票商還給西安本土的錢莊、票號輸送過大批的“領東”和“二掌柜”。這一批豐厚的人才資源具有兩種魅力,一是 “票商”獨具的“克存信義”的人格魅力;二是“錢商”精明的“頭髮絲上吊圓寶”的經營頭腦。解放以後,隨着票商、錢莊的“轉業”,山西票商把“克存信義” 的價值觀和獨特的經營理念滲入西安各個行業,從而使西安人加快了走出“以農為本”的傳統生存模式。

  在山西,雖然地處偏狹,但“錢莊”、“票商”的故里、故鄉卻相對密集。對其資本來歷,學界及金融界歷來說法不一。其“說法”大致分為三種:有的說山西票商“以農業立基,繼而投資官鹽及私鹽的交易”,有的說“始自煤井開採”,還有“功成名就,從而棄智從商”及“風脈所至”等幾種說法。此外,在晉中民間也流傳着幾種有關錢莊、票號的傳說,在這些傳說里,偶爾還能找到陝北乃至西安人的蹤跡,有的傳說甚至牽扯到了山西票商巨額資本的來歷,這個“來歷”在當地人的傳說里就與陝西人有關。在晉中我聽過一段說書人說的“錢莊故事”,這段故事與李闖(自成)有關。收錄於此,與讀者諸君共賞:


      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個因果歌!

  那李闖逼死崇禎帝,那文武百官一網羅。

  那闖將同聲敲金烙,霎時間金銀堆積滿岩阿。(晉中土語:滿地都是的意思。)

  衝冠一怒吳三桂,借清兵驅賊出京都。

  賊兵(李闖義軍)舍下金銀走,馬上累累‘莫奈何’(大塊金銀的專用名詞)。

  一路追兵潮湧至,把金銀給山西境上掩埋過。

  賊兵一去不復返,農夫掘地富翁多。

  三百年票號稱雄久,不成文法孰磋磨。




  這一次,為著做這份研究,我在西安城裡苦苦尋覓了許多個年頭。或許是因年代久湮的原故,或許是西安人“更故革新”的願望過於強烈,總之,我在西安城沒有找到一處老錢莊的故址,甚至連老錢莊的一張舊銀票、一枚舊門釘都沒有找到。無奈之下,我只好取道晉中,奔了老西安幾大錢莊掌柜和領東的祖籍,先到襄陵,然後轉道祁縣,等到落住在古城平遙的時候,我才真正地找到了曾經在老西安開設過分庄的一家錢莊,它就是號稱中國第一票的——“日升昌”票號。相繼地,我又找到了曾經在老西安城開設過“分號”的“百川通”和“天成亨”等幾家票號的宅邸。他們的宅邸和故居與我所生活的西安城隔着幾百公里的車程,但他們的人生和奮鬥的歷史卻和西安城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說,山西晉中地區的許多老宅院以及老宅院里發生過的故事都曾經與西安城有關。它們隔着歲月的塵瘴與煙嵐低聲地給我述說山西票商在老西安城的沉浮,把他們與西安城有愛有恨的歷史講給我聽。好像那些早已故去了的票商、錢商在暗助着我,每到一處,他們的後人都為我把大門敞開着,連街上的行人都慈眉善眼地衝著我笑,就像相熟已久的樣子,不由得使我在臉熱心跳的同時,再一次想起“秦晉之好”這句古老的辭條。

  錢莊的幫派體系

  在錢莊及錢鋪子金融時代,西安城的錢商由三大鄉幫構成:一是山西幫,二是河南幫,三是陝西幫。豫幫大多是從清道光年間開始,以“錢桌子”交易形式起家,屬白手起家類型;陝幫則資產相對雄厚,且業主多為本城富室;晉幫則有字號老、庄業持久的特點。老西安的銀錢業起始於何年何月,今無考證。有史料記載的第一家該是“景盛永錢莊”,道光十七年開業。依次是“天福同錢莊”和“永興慶錢莊”,這兩家開業在同治八年。再下來就是“金盛榮錢莊”,它開業在光緒十二年。“天寶源”開業在光緒二十八年。開業最遲的也當是在宣統元年開業的“德勝宣錢莊”。以上幾家“錢莊”、“票號”,皆是本城土著豪紳的產業。憑大量史料推斷——西安錢莊、票號金融的鼎盛時期當在道光十七年至宣統三年之間。雖然老西安錢莊、票號開設於何年何月無資料可考,但錢莊、票號的交易形式卻無疑是西安人的老祖先的發明和創造,這是無庸置疑的歷史事實。

  在清朝至民國初年西安城也出過資本雄厚的幾個有名有姓的錢商,比如“景盛永錢莊”,資本系本城北院門高岳松家的,高家在前清出過大官開業時投銀伍千兩。本城雙仁府謝文卿開的“晉盛豐”、“長盛鈺”、“豐盛益”,同治八年開業的“天福同”亦是久居本城的老財東三原王興章家所開。王興章在清朝曾官至道尹。在老西安陝幫“錢莊”里,還有了女性參與者的身影。西安城裡留傳過許多關於“渭北楊寡婦”的傳說,楊寡婦就是錢莊掌柜,同時,她還開的有當鋪,字號叫“復慶當鋪”。我試着用小說的形式寫過“楊寡婦”,但終寫不出她的原滋原味,只好作罷。故人遠去了,她給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財富故事,更多留給我們的是實在實用的東西,比如錢莊。



辛亥年的“雜流”與“雜碎”




  縱觀歷史發展,山西晉中票商在西安歷史上的機遇未必都好,他們在西安也遇過重創,尤其以“辛亥年被搶”為最。當時在西安開設“分庄”、“分號” 的十二家錢莊和票號都被“搶劫”,無一倖免。在《陝西辛亥革命起義時期省城各產商號被搶財物實況錄》這份史料里,詳細地記錄著山西票商在古城西安所遭受的 “非禮”和“非義”。

  任何一次革命,都伴生着複雜的“副產品”和“副作用”。辛亥革命前夜及其革命發生期間,老西安出現了“十百為群”的強人與刀客,他們趁着清亡、新政尚未產生的“真空階段”,大肆搶劫,最大的受災者就是“錢商”、“錢莊”、“鹽商”和丟失了家國的旗籍滿裔!

  在晉中,我尤其重視對在“辛亥”年間在西安遭受搶劫的幾戶“錢莊”、“票號”宅邸的考查。我先後找到了當年損失慘重的“百川通”,繼之我又找到了“日升昌”票號東家的李家堡,等找到在老西安“辛亥”年遭受重創的號稱“五連號”的“蔚豐源”“、蔚豐厚”及“蔚長厚”等五大家“蔚”字頭票莊莊主宅邸的時候,我幾乎被晉中人“以蠻力抵挫傷、以委曲求大成”的建功立業的精神所震動。在西安“辛亥之亂”遭受重創的十二家錢莊、票號,撤回山西之後,都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如1931年,北洋政府財政部就委託“天成亨”票號總經理范元澍為國家銀行招收票號的夥友,而“天成亨”在老西安“辛亥之劫”損失“共銀 15985兩,衣物33120件”。“日升昌”的夥友冀蔭在民國九年出任山西省銀行平遙分行行長,冀蔭先生正是辛亥年間的“日升昌西安分庄”的領東。在西安城遭受“辛亥搶劫”的“蔚”家頭錢莊共有三家,可是,時隔不過一年,“蔚”字頭“五連莊”在山西成功改組為——蔚豐商業銀行。在平遙城,我採訪過一位曾經在西安城給東家做過“二管家”的老先生,他給我說:“西安人有帝王氣,先是用嘴皮子搶人呢,嘴皮子不靈了,下來才是刀子斧子!‘辛亥之亂’俺晉中人沒有傷什麼,俺東家的銀錁子、金錠子都在水井底下藏着呢!”我想,辛亥年間西安城的那些“劫匪”該不會知道“山西票商”的金銀財寶是在伙房的水井裡面。

  我曾花費過許多的日子考稽“山西票號”在老西安的“辛亥之劫”,手頭存放着一些有關他們的史料、史話。“百川通”的渠姓莊主在晉中地區的票商當中有着很好的口碑。“百川通”本着“以仁求才、以義取利”的經營思想發展壯大,於光緒十二年被封賞“皇商”。老西安的“百川通”及“十大錢莊”於辛亥年農曆11月初一至初二,毀於匪患。自此,西安城再無“百川通”及“十大錢莊”、“四大票號”的記載。這是一個不該忘記的日子,首先,它記錄著“辛亥年十月一日武昌起義后,陝西首先響應”的事實。同時,它也記錄了“辛亥陝西起義”時“市面上出現了無業游民、青皮飛賊、衙役捕快、散兵游勇組織的洪議會(哥老會),這些人三五成群,手持武器,初則敲詐,繼而搶掠。城內巡防隊中的不良分子,無恥敗類,也趁火打劫各行業商號財物,”的事實。在葉雨田先生所著“辛亥革命起義,省城各商號被搶財物實況錄”這份文告里,明確地開列着“百川通”、“日升昌”、“天成亨”等十餘家“山西票商”被搶銀兩及匯票的數額。

“第一商人”們的經營手段

  縱觀老西安城活躍着的以三路鄉幫構成的錢莊和票號的金融活動,他們無一不是脫胎於唐代的“飛錢”和“會票”形式的交易手段。清朝各錢莊、票號門前皆懸挂“京兆足銀”和“市平櫃坊”兩面招牌,在不少唐代史傳典籍里就多有記載。陳明光先生的《錢莊史》對“飛錢”和“會票”的交易手段記載詳盡,在他的考稽里也以大量的實證、物證說明“錢莊”、“票號”的交易形式是“長安人”的發明創造。在《舊唐書·德宗紀》里有明確記載:建中三年,長安東西二市有“積錢貨、貯粟麥”的“僦櫃”。“僦”是租賃之意,經營“僦櫃”者當是“以櫃租人貯藏錢物,以代人保管錢物為業者”。有關商人在長安西市存錢達二萬貫以上的記載,還可以追溯到唐玄宗開元初年。據此推斷:早在唐代前期“錢莊”、“票號”就已在長安西市初具雛形。不過當時所使用的不是“錢莊”、“票號”這樣的名稱,而是一個更具長安坊間特色的名稱——櫃坊。晚唐時,僖宗在乾符二年的一份赦文里專門提到“櫃坊人戶”,並說在櫃坊存錢以便出貸的也有“波斯(今伊朗) 番人”。緣於此,我說早期西安的“錢莊”、“票號”應該說還有“外資”的融入。

  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票商們摸索出了一整套謹嚴的匯兌方法,並且發明了一系列的保密代號。票商中有一句行話——“認票不認人”,一切以匯票為準。“百川通”的匯票長八寸,橫一尺二寸。票面上分為兩部分:右半張的上方印着“會券”二字,下方印着劉海或天官大人等中國神話傳說里的人物;左半部豎行紅格用於填寫匯兌銀量及數額,再下來便是簽字、畫押及年月日。票商,被世人推之為“第一商人”。

  “百川通”的輝煌

  “百川通”在錢商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的業主姓渠,山西祁縣人。“百川通”只是祁縣渠家開設的三家“票號”之一,其餘兩家依次是“存義公”與 “三晉源”。老西安的“百川通”是渠姓業主設立在西安的“分庄”。對票號而言,開設“分庄”或“分號”是經營之必須,是“匯通天下”的經營之本。“分庄” 或“分號”設立的數量和地域,是票號業是否發達的重要標誌。開設票號需要有相當數量的資金作保障,但票號也為山西票商帶來了巨大的收益,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巨賈,尤其在平遙、太谷、祁縣和介休等山西中部地區。在清人徐珂所著的《清稗類鈔》一書里,列出了山西的“十大富室”,“百川通”位居第四,僅次於祁縣喬家。“百川通”的“分號”分佈很廣,茶馬道上、陝甘道上以及日本的大阪、神戶、東京都有“百川通”分號,甚至在朝鮮的仁川“百川通”都設有“分庄”。有些山西票號甚至都把“分號”開設到了莫斯科和蒙古國的庫倫。這些票號的業務普遍包括匯兌、儲存和放貸。山西票號營業範圍之廣大,實在是中國舊時商業機構所罕見的事實。

  財源滾滾的票商、豪富們遇到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清耗掉這萬貫家財。除了在戲院、煙館揮霍之外,他們把大量資財用於納妾,蓋豪宅。小妾和豪宅是他們鬥富、鬥狠的典型方式。可以說,晉中地區的許多“老宅”就是票商鬥富、鬥狠的產物。在山西晉中地區,流傳着許多票商之間明爭暗鬥的傳說,其中不乏他們相互之間鬥富、鬥狠的故事。

  追溯舊事,我看到了老西安錢莊不可一世的輝煌、也看到了掌柜,領東們倉惶逃難時的挫敗與消沉,一直到新社會後徹底的灰飛煙滅。曾經,我站在平遙李家堡“百川通”老宅的門前,它的興衰榮辱如史詩、如畫卷在我面前鋪陳開來。夕陽下,它似乎早已蕩滌了紙醉金迷,取而代之的是,靜穆中傳遞着許多樸實、厚重的道理,給我們後人去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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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5 08:59:09 |显示全部楼层
梁家牌楼——西安曾经的“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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