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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9 17:37:3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赤城泉钞 于 2020-5-29 17:41 编辑

信用:银行生命线

——半个多世纪后再忆江淮银行和华中银行

   

    江苏现有的几家国有银行,前身叫江淮银行、华中银行,抗战时期就成立了,一直扎根于华中、苏皖的根据地,称为根据地的“经济心脏”,从新四军到解放军的华东、华中野战军,完成其历史使命后,随着南京、上海的解放,1949年春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

    至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江淮银行→华中银行→人民银行→四大国有银行,我省银行演变的脉络,我是亲身经历者。我和陈立(国家工商银行总行的首任行长,离休后居京,已故)、麦洁红(已故,中国银行江苏分行原副行长)等一批青年,刚参加革命就被分配从事新四军的财经、银行工作,见证了江淮银行、华中银行的创建与发展,加上我爱人邓克生,当年也在华中银行担负过重要职责(担任过华中银行二分行、一分行行长,至总行副行长、行长,文革受难过世)。银行,经营的是信用,靠的是商信商誉。在金融日益重要的今天,理性地回首往昔,就着江淮、华中银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功经营信用的历程,作些探讨和认识,对今后如何办好银行,或许仍有借鉴意义。



战争重创社会信用,敌伪货币极度贬值,江淮、华中银行临危创建



    为什么说江淮银行是临危创立呢?

    其一,有新四军之危。1940-41年是抗战最艰难时段,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承受着极大压力,经济犹为困难,几乎毫无后勤供给,急需建立起保障自身的经济系统,迫切需要创建自己的银行。

    其二,有经济信用之危。当时,日寇侵略造成了社会信用极度破坏、匮乏。苏北苏中地区老百姓,日常生活及经济生产,面临着货币信用极度低下、难以交换的困局,这是当年新四军进军苏北所面对的险恶环境。那时我从上海来到苏北,对比鲜明,印象极深,目睹军民因缺乏有效、可信的流通媒介手段而困苦不堪;军民之间、民众之间,没有彼此可信用的货币媒介,几乎没有了买卖。

    当时,虽有伪币、有法币可见,实质是怎么一回事呢?沦陷区日伪政权滥发的货币,被叫“伪币”。这类伪钞本身就是敌伪用来洗劫边区民财民物的手段,如同废纸,不值钱,谁也不信,谁也不敢用。国 民 党中央政府所发的货币,本叫“法币”,包括地方实力的韩德勤,借江苏农民银行强推的钞票,同样也由于膨胀发行、信用贬值,加上假币充斥,也不得百姓信用。在这两种不信任、不敢用的货币之外,民间及我军持有的极少量银圆黄金,远远解决不了普遍的买卖与流通需求,社会经济呈现出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靠这种物物交换,解决不了正常的需要,更难承载一支大部队加党政机关在当地扎根。

    创建民众可信赖的银行货币,不仅是新四军能否打开局面的一大经济、政治任务,而且是解决华中、苏北地区经济正常运转的社会需要。江淮、华中两行能先后筹建运营,除了经济上支撑新四军的迫切需要,也和当时当地社会急需重建信用体系的现实条件分不开。今天来认识,就叫历史条件下的应运而生。

    1941年初,新四军军部重建,特地设立财政经济部,同时在盐城建立了江淮银行(取名是接受刘少奇建议改的,他说原拟的两淮银行不够气派),陈毅诚聘了从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归国的朱毅,担任财经部长兼江淮银行行长,又派陈国栋秘密潜入上海,采购彩色印刷机,印发了新的币种——江淮币,又叫抗币。至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控制下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抗日根据地连为一片,扩大形成华中解放区。**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进而决定,在原江淮银行基础上成立华中银行(1945年8月1日设立于江苏盱眙的张公埔),发行华中币。这两行的建立,两行相承的货币体系的建立,使所辖根据地军民的日常买卖及商业交换等经济活动,得以在货币媒介下展开——手持江淮币、华中币,在根据地里通行、通吃——社会信用体系得以恢复。回想朱毅着手组建江淮银行之初,就把抗大的几十名学员调去培训,为华中各根据地各野战部队包括银行培养出了首批财政金融骨干。我和麦洁红等,从上海到抗大不久就被抽出,由那时开始了银行生涯。



信用的成功经营,为江淮、华中银行及江淮币、华中币赢得了商信商誉,确保了新四军的生存发展



    银行开张、货币印发后,就面临着如何取信于民、流通于市的大问题。新四军初到苏北华中,不能靠军权强迫老百姓接受中
共的抗币,自身又面临着能否不靠外援而靠自身经济力量站住脚的大难题。回想那时的银行货币得以成功,靠的不是行政、军事权力,而是尊重了开办银行、发行货币的经济规律,坚持了“信用、信誉至上”的经营原则。细说起来,可以举出几点:

    一是货币发行时,确保有等值的储备应兑。说储备,根据地虽然没有足额的黄金储备,却牢牢备足财物,由我党实际掌控着,坚持作为发钞基础,充足的食粮、油盐、布匹等,可备及时兑换,再辅以黄金、外汇(指解放区以外的货币)为后备。财物、黄金、外汇三项储备加起来,价值不得低于货币发行量的80%,仅允许20%的额度可作为信用发行,随时应对有疑虑的群众、敏感的商贩来兑换退还抗币。坚持这套做法,就叫抗币的量力适度发行吧,不走敌占区的通胀发行之路。

    二是杜绝财政透支的通货膨胀压力。我新四军的党政军机关,首先做到本身艰苦节约,压缩开支,不靠滥印钞票生存,始终注意实际控制区域里市面货币流通量的适度调控,防止实控区里的物价上涨。说起通货膨胀,不要简单地以为只有沦陷区、国统区才会有的事,几乎同期,晋冀鲁豫根据地也曾出现过通货膨胀,就是因为军费开支过大、财政收支不平衡、财政透支比例很高而形成的。我们新四军根据地主要通过组织军民合力,生产粮油豆盐茶棉及菜蔬猪禽蛋等,再把这些农副产品卖到南京、上海等城市,当时叫“对外贸易”,靠抓生产与外贸,来增加积累财政盈余。

    三是妥善处理市面实际存流的各种货币,逐步巩固本币。当时的办法是,对百姓手中的伪币,明令超过五千元的限制流通,组织回收,千元以下的准其按我行公布的牌价流通,对国 民 党政府发行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法币及关金券,则区别对待,做好汇兑工作,不使百姓的持币财富遭受损失,努力维护民利。

    四,更重要的是积极开展对日伪及国统区的“货币战争”。当时叫做好“标、折、比”,即根据所掌握的主要物资储备算好江淮币、华中币与法币等根据地以外货币的比价、折算率,公布指导市场交易及征粮征税依据的牌价(如华中币与法币之比价为1元华中币等于50元法币,以后按其跌价情形提高华中币之比价),稳定好解放区的币值与商品流通需要。再进而把所持的外币大量转回到敌占区去采购,易回根据地所需物资,削弱其币值购买力,打击敌伪币。为此,朱毅、陈国栋、陈穆、徐雪寒及邓克生等专业干部,化费大量心血,他们在银行内部、在华中局的有关财经会议上,反复探讨保护本币、抵御外币的政策措施,讲解“劣币驱逐良币”道理。我们老邓那时最富理论特长,写下不少文章,出版过论述货币常识的小册子。我那时在银行金库,行军转移总是身背成捆成包的各种货币,晚上枕包而睡。银行领导和军部及华中局的领导,总是需要及时统计上报各种货币的头寸,我们也从不延误此类“军情”。

    五是利用银行的信贷发展经济。“因根据地主要生产者为农民,抗币发行第一年,以50%的发行额用作农业贷款,包括耕牛、种子、水利、植棉、植麻等项目。光是粮食一项在2000万斤以上。借款的是农户小组,互相保证信用,手续简单便捷。利息是年利5厘到1分,最高不过1分半。巨额的农贷,对提高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和农民购买力,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小部分还用之于中小业主与私人商业贷款。”(引号里的内容,可参见原华中银行副行长徐雪寒1945年7月的文章《华中解放区的货币》)

    我党所办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讲究信用,价值稳定,确实有助于百姓的生活与经济,赢得了民信民心,用老行长徐雪寒的话来说,就是“测验抗币的信用和购买力的最好标准是物价,如今根据地的物价不但远远低于国统区域,而且由于根据地有丰富的物资,对敌占区还是绝对出超的,巨大的出超就保证了抗币对伪币保有绝对的优势。”(同上文)换句话说,重建社会信用体系,获得百姓认可、有货币作媒介的经济得以发展,是江淮银行、华中银行成功的基础与标志;新四军的自我经济保障,也就有了可靠的金融命脉。



华中银行的信用,在发展壮大的征途中经受住了更大更严峻的考验



    这小标题一拉出来,就有一连串的故事要说:

    一是把信用、结算与资金调度,延伸到了敌占区。1946年初内战还没爆发,华中局财委的主任曾山,他组织布置了陈国栋、徐雪寒、邓克生,找到上海的许振东(我党在沪秘密工作的长期合作者)、朱枫(地下党员、著名烈士)等,在解放区到国统区建起一条金融地下“通汇线”,通汇线上分别创建了高邮益大、扬州仁泰、镇江中大、上海鼎元等钱庄,全部由我党控制,形成联结解放区、敌占区的金融秘密通道。同期又加强了物资采购链,在上海筹建了联丰花纱布公司、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建华贸易商行等,也是由党控,由忻元锡(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等人在那边负责。有了通汇线和采购链,邓克生等在这边,把住华中银行,把收到的**政府所发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等,通过通汇线及时排出,那边徐雪寒、忻元锡、许振东、朱枫等同志在上海,依靠通汇线,把根据地钱庄转汇来的法币款,转至物资采购,加快结算与资金周转。甚至还利用钱庄的信用,拉入**一些官员及机构的资金,巧妙地调度过来,用于我党的军需采购。一条通汇线,跨在两区间,起到了很好的资金结算与支付保障作用,大大方便了我党采购药品医械、通讯器材等大量急需物资的地下贸易。

    二是促进了根据地军民的对外贸易、买卖通商。华中、华东地区物产丰富,历来民间商贸活跃,江淮、华中两行建立,发行起货币,并挂出本币与“外币”的汇兑牌价,此招一出,为恢复全域对外区的商品流通和商贸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局势发展,使新四军能得益于以商养军,搞活拓宽自身的补给。

    当时华中局发文,要求各地“积极开展对敌贸易战,通过调剂供需,繁荣市场,平抑物价,稳定金融,有计划地输出剩余产品,换取我之必需品”,把根据地军民富余的粮油、皮毛、木竹、猪禽、蛋蔬等农副产品卖到区外,再从敌占区秘密采购军需及短缺品。当时,我所在的银行金库,多跟随军部及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行动,该师1942-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近2400吨,货值约5亿银元。新四军由皖南事变后的弱小之旅,成长为120万兵力的第三野战军,到解放战争开打时,作战兵力加华中根据地的经济实力,不但雄据全军与各根据地之首,还富有财力财源支持中央,支援兄弟野战军,先期如助刘邓的二野,后期有助长途南下的四野。

    讲起来呀,与四野大有不同,他们地处东北地区,日满留下的厚实经济可据为军需基础,外加上苏联援助,而新四军、三野的财源军需之路,全靠自己打拼,因地制宜,走的是搞活商品货币流通、获利致富之路。华东地区物产丰富,有经商务实的传统,根据地军民以农副物产大做与敌占区的买卖,贸易区域也正是往返于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带,敢于大盘面获利。这样做,显然离不开银行、金融信用的得力施展。

    三是成为我党在敌心脏区开展工作的资金后盾。1946年7月10日,延安党中央致电华中分局:“你们对南京、上海及五师已经拨出巨款共已有十九万万元,内给五师者四万万元,及目前财政困难情形均深悉。惟京沪及国统区工作用途仍大,望从八月份起,每月仍为南京筹款一万万元法币。”为此,由华中银行与华中局的两淮盐务局,专门负责向中  共*南京局供给输送工作经费。1946年6月,中  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驻沪联络处,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公馆”。中央即要求华中局负责提供各项经费,并由苏皖区金库款支付。华中局研究,由华中银行办理汇拨解送。仅在11月,两次支付给南京中 共代表团就有黄金490两、法币4900万元。

    我作为华中银行金库的会计,还经手过黄金调往敌占区支持民  主党派的反蒋斗争。如1943年秋,徐雪寒接华中局指示携黄金赴沪,看望病重的邹韬奋。其后,华中银行还筹集上万两黄金,由徐雪寒负责在上海、香港设立我党控的钱庄、商号及公司,其中香港的宝生银行所持的外汇,到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都曾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发挥过很大作用。

    四是动用信用杠杆筹集资金,支持了淮海、渡江两大战役。解放战争之初,毛原想要陈粟率军过江打到浙江敌后去,粟裕几次致电毛,留在江北打几个大仗,所考虑的理由之一就是后勤补给,“弹药、兵员、粮食虽然可以部分取之于敌军和敌区,但大部分还是要取之于解放区的后方”,深虑“一、四、六纵队8万多人一旦下了江南,便完全是无后方作战。刘邓跃进大别山,因雨季水大把重武器都丢下了。我们去江南,重武器也得丢下,到江南也没有后方的弹药补充,第一年又不可能打歼灭战,所以不大可能大量缴获敌人弹药。一个火力配备很强大的兵团,突然降为只有轻武器而且弹药不足的游击兵团,这不是用其长而是舍其长!”“把战争引向何方,主要是个吃饭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这正是战略问题。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参见1948年秋粟裕致中央的“齐辰电”等往来电文)粟裕提出并敢于坚持留在华中打淮海战役,确系对华中根据地经济实力与支持打大仗的后勤保障能力心中有底。

    进入淮海战役的准备阶段,华中财委“原计划在1948年冬季增加发行货币690亿元”,可战役开始后,实际发行情况大大超出原订的计划,12月15日,华中银行总行就“报告货币发行情况:截止11月底,净增加货币发行947亿元,其中支援淮海战役的军用款项为642亿元”。以独家银行来支援空前规模的大战役,投入经费数百亿元,且时间紧迫,支付高度集中,不仅财政任务十分艰巨,而且现金调度尤其困难,为应付此局面,“从1948年10月份开始,华中的财政收入均在未入库以前已调拨使用,华中各项支出完全在货币发行中调度使用”,确实呀,当时从总行金库直接支付的现金,帐上可查数字即达250亿元,其中财政性支出“主要为军事支出占81%,生产、贸易资金仅占19%。”(以上几条引文,可参见《中国金融》2008年第3期载文)至战役结束算总账,华中银行执行华中财委的决定,为确保部队作战供给,拟增加发行华中币2000亿元。偌大的数字,何尝不是银行信用的大透支。

    说起增发的2000亿,我们老邓是主管行长,1949年2月1日,他在华中财委会上汇报了货币发出去的具体分配计划:“修复铁路200亿元,新解放城市恢复生产450亿元,新解放城市银行业务基金300亿元,生产建设基金(运河、春秋救灾、农贷)150亿元,财政透支300亿元,采购准备300亿元,贸易基金300亿元。”(同上,参见《中国金融》2008年第3期载文)当时,陈国栋、忻元锡调任支前副司令,专门筹调粮草,邓克生留守银行,负责资金筹集调度,日夜紧张。

    应该承认,两大战役耗资完全超出了华中银行按实际发行货币的能力,确实也启动了超常规的信用发行。今天可以查到,华中银行前后四年发行华中币总量为3079.1亿元,单单1949年1-4月,为支援渡江战役军需,短短四个月里,总行就在泰州发行了1972.3亿元。除了尽量发行公债募资,作为行长的邓克生对透支运用信用杠杆、超量印发货币,也不无忧虑,他毕竟是钻研过经济学理论的知识分子呀。好在前有华中银行、华中货币信用良好的商信商誉作基础,加上大势所趋,人们对解放军取胜抱有预期的信心,同期**政府的金圆券已丧失民心——华中银行、华中币总算借助信用杠杆,支持了两大战役。可见可触的光明就在眼前,战事在推进,战果在扩大,战利缴获源源而来,货币发行的储备物资乘胜剧增。随着战争结束,中国人民银行与人民币站到了历史前台,回收华中币成为应急任务,老百姓卖粮卖草卖船出租船所持的华中纸币,顺利兑换为人民币,没有造成洗劫民财的失信恶果。

    历史翻过一页,金融史也翻过一页。

    今天,如果只讲我党经济政策及华中银行的成就史,讳言我党我军特定历史时期也有过巨额信用透支的行为,以及承担潜在巨额通胀压力的历史真相,那是对银行金融工作的复杂性、特别是经济上支持超大战事的艰难性缺乏认识。你说**政府滥发金圆券而兵败如山倒,可**为赢得战争,同样开过印钞机呀,双方都借力于银行当杠杆,胜负则系于经营的信誉,成败全赖“信用”二字;立信岂在朝夕,毁誉莫过早晚。千秋得失,值得深思!



   




话归结束语,我要表达的是:理性回顾两行的历程,银行信用、信誉的建立,以致运用与维护,绝非易事。

    应《江苏银行业》之约特撰此文,籍以表达对长期培养我、领导我的老领导朱毅、陈国栋、徐雪寒、忻元锡、邓克生、孙更舵诸位行长,以及共事多年的陈立、麦洁红等老战友的怀念,对他们为中国银行事业所作的贡献,再表敬意。

(作者系1940年参加新四军,1982年离休)










     作者说明:人民银行总行抢救性工作,指定江苏人行召集我们健在的华中银行老行员回忆、提供资料,编辑出版了《华中银行历史资料选编》《华中银行史》两本书。后来江苏银行协会约请我们银行老人以史带论,结合当前社会经济现实问题,撰写回忆文章。我针对当前社会忽视“信用为本”的严峻问题,请孩子们帮助完成这篇文章,既算是交稿,也是对当年为建设江淮银行、华中银行作出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事们的纪念。各位的名字,有文中提到的,也有没提到的,对他们毕生讲信誉、重信用,“诚信为本”一代风范,表示深切的敬重。

     编者说明:此文已正式发表,准备收入作者的个人文集时,考虑到读者对象有所不同,尊重原论述框架,仅在原文基础上做适当的文字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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