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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赤城泉钞 于 2020-5-29 17:33 编辑

鼎元钱庄:又一座中 共 地下金库


◆臧 文  口述  龙高孙  执笔
  昔日的大上海闹市区里,位于南京路与四川路的交汇口上,有一家鼎元钱庄,抗战胜利以后开张营业,上海解放后停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是陈毅粟裕大军的华中根据地设在敌占区的秘密办事处,承担着揽财、揽物、接送人员的重大任务。鼎元钱庄的老板叫许振东,2011年岁末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他虽然终身没能加入中 共,却是中 共难得的忠实朋友。(本文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11期)

  出身富家追求进步,听从指示留在党外

  我今年90岁了,见证了鼎元钱庄作为中 共上海地下金库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也见证了我党一批重要干部与许振东的友情。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还有许振东和他的夫人陈志威,深深地印在我心底。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岁月啊!

  我原是上海信谊药厂的女工,1940年10月进入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从事战时财经工作,时常见面的领导人有陈国栋、徐雪寒、邓克生等。1945年我和邓克生结婚时,苏中区党委组织部的章蕴大姐(后来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最热心,介绍情况很细。那时,“灰色”的许振东在上海等地做“生意人”。1946年春,邓克生请许振东进入根据地“研究工作”,我才初次见到老许。同年深秋,我和另一位女同志从根据地转移出来,隐蔽到上海,我带着孩子在许振东家里住了两个月。几个月以后,我从邓克生的湖南老家返回苏北根据地,转道上海,在接头点得知出了叛徒,万般艰难中我又去找许振东和他夫人陈志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有关同志,安全返回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下两进两出大上海,许振东是什么样的朋友,我是有切身体会的。

  许振东是镇江人,他父亲从事江上航运,眼界比较开阔,家境也比较富裕。年轻的许振东为人正直,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他不仅爱读书还大力经销进步书籍。抗战初期的桂林,抗日救亡运动很活跃。许振东与人合办了“桂林”、“东江”两家书店,并认识了徐雪寒、邓克生。那时老徐在办新知书店,老邓在办写读出版社,都有党组织的背景,他们是奉党的指示在桂林从事抗日宣传。而许振东那时还是广西大学的学生,他懂生意上的事,会赚钱,有过人的长处。当时党内有人看不惯他,甚至说他是“花花公子”。但邓克生一再向同志们解释,主要应该看他的政治态度。周围的人这才慢慢地改变了对许振东的看法。

  1940年底,桂林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化。按照李克农的部署,许振东先行撤到上海。随后,邓克生和他的姐姐邓评、他们的好友李仲融三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经上海往苏北根据地转移。他们在上海滞留了好几个月,投宿的地方即由许振东安排。那时,许振东与两三位同学筹办文学杂志,李仲融和邓克生就请郑振铎、萧岱出面指导。而邓克生还继续他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正抓紧修改《经济学常识》小册子,邓评也写出了《哲学常识》小册子。这两本姊妹篇,都用习作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在左翼青年中小有影响。这家临时应急的小小出版社,资金来源于许振东的资助。

  邓克生等三人离开上海前夕,许振东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的要求,并准备一同进入新四军的根据地。经过临时党组织的慎重研究,由邓克生找许振东谈话,认为他不入党,留在上海,“放手放脚”地为党工作比较有利。许振东很敬重老邓,听从了“劝告”。多少年后,当邓克生得知许振东一家人被划定了“资本家”的阶级成分,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伤感至极地说:“我对不起老许和他的孩子!”

  前往苏北接受使命,揽财揽物筹办军需

  抗战胜利后不久,以邓克生的名义请许振东进入苏北根据地,商量一笔相当大的“买卖”。那时,邓克生任“华中银行”二分行的行长,算是根据地里能独当一面的财经人才。内战迫近,形势严峻,苏北、淮北、鲁南一大片根据地(先后叫华中局、华东局)有统一的备战部署。为了筹款采办军需战略物资,华东局财委的领导曾山找到邓克生,先提出派他到上海去,后来又改主意,请邓克生推荐“绝对可靠的”社会关系,在上海开辟第二战线,筹办钱庄及商贸业务。这才有了许振东接连两次的根据地之行。老许为表达对我军首长的敬重,选了两支派克金笔作礼品,经邓克生转给陈毅和粟裕。

  许振东领命回到国统区后,着手筹建钱庄和贸易公司,双管齐下,放手放脚地做起别人做不了的事。他揽财,经邓克生一条线,送达我们党组织,充实战时金库;他揽物,经徐雪寒、陈国栋一条线,转运根据地,缓解物资供应紧缺状况。老邓一直随军转战,老徐、老陈他们在国统区时,都和老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许的家也是我党的一个落脚点和转运站,如文化人刘季平的夫人、作家艾寒松等往根据地撤退时,都是由许振东接待转送的。

  国共内战打响之前,我中央军委曾计划让粟裕带大部队南下江南,插到国统区,你**要“剿共”嘛,我就重拳捣你的腹背。粟裕却向毛主席提出,让他在苏北打几个胜仗再说。因为江北民众条件好,经济上厚实,作战补给、军需筹措顺当,而且重装备家当保得住,能派用场。粟裕的意思是,已经备酒备菜了,等吃完了再挪窝。他的这股子拧劲儿,底气就在于华东根据地有一大批得力的后勤人才,以及精心建立起来的可行的战勤体系。

  内战爆发之前,华东局根据党中央指示,让徐雪寒携带万两黄金拓展商贸,到上海、台湾、香港等地筹措钱款和军需物资。徐雪寒所做的这桩“大买卖”,许振东和他弟弟许介眉是重要的参与者,经许振东之手往来的黄金,总数不下千两。徐雪寒、陈国栋1946年春到上海,就住在许振东家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虽然徐、许早在桂林时就已认识,但邓克生还是写了“介绍信”,一来表示郑重,二来再叙友情。老邓的手札,署名“筱春”,这是他的乳名,只在家族中使用,公开场合从不用,仅在与杨荣国(他俩属世家之交,自幼相知)、许振东的往来中用过。许振东后来回忆,他和陈国栋、徐雪寒等同志同心协力,共同创办了鼎元钱庄和六家企业,许振东是鼎元的总经理,还兼另外几家企业的董事。

  在纪念陈国栋百年诞辰的前夕,我向上海市委递交了一篇书面发言,其中就讲到陈国栋1946年潜入上海的往事。那次纪念活动时,我应邀去上海,特意去看望了病中的许振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病得很重,已无法交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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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拐角处的鼎元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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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8 18:10:43 |显示全部楼层
再补充:2013年2月续写《说透这“地下金库”——关于鼎元钱庄及许振东的重要补充》一文,首先弄清鼎元钱庄及华中银行在党中央、在华中局战略大局中的作用,力求把史事中的这一亮点,重新擦亮,透出真实的光亮:

    (接下一篇《再说鼎元钱庄和许振东》)





再说鼎元钱庄和许振东

   

    去年11月号的《上海滩》杂志,刊登了我口述的文章《鼎元钱庄:又一座**地下金库》。编者很重视,放在第一篇。随后,《新民晚报》又作了转载。这下可热闹了,几个月来,我周围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在谈论“地下金库”,有的热心人还送来相关资料。看来,历史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知情的还大有人在。我感到有责任把这事说说透。

    要说什么呢?先得感谢编辑《上海滩》的年轻人,他们脑子灵,眼光灵,抓了要点,“金库”的背后,真还有文章。牵住这个“牛鼻子”,自然触动了我,要去弄弄清,说说透。这些天来,在年轻人的帮助下,大概理了理思路,我又翻出自己保存的一些资料,加上当事人留下的回忆,力图将各种线索串联起来,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以对得起那些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过贡献的老朋友。有这么几点,须补充讲来。



两座金库各司其责 华东地区承担重任

    所谓两座“地下金库”,是我党两个不同的指挥系统布下的金融据点,一条线是从白区到白区,即从重庆到上海,另一条线是从根据地到敌占区的大城市。

    《上海滩》杂志在1996年第7期上的文章《中  共  上海地下金库》,讲的是1946年5月随**代表团从重庆迁上海的“地下金库”,开张的公司取名“华益”,“老板”是**员萧林,直接由重庆红岩村的老上级钱之光指挥,钱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建国后又任过国家轻工业部部长。**代表团转到南京,重设办事处,又在上海置办“私人住宅”——周恩来将军官邸(周公馆)。无论在重庆,还是在南京、上海,办事处与周公馆的日常开支要全力保证,通过秘密的经济活动赚钱支撑。萧林从1941年起就受命负责此项专职经营,一直是代表团的“钱袋子”,分担着党中央拨款的不足。他来到上海办公司,指定的联络人叫刘恕。刘的公开身份是周公馆会计,党内则任“中 共 中 央南京局财政委员会秘书长”。直到全面内战打响之前,萧林“华益公司”这一“地下金库”承担的任务就是财力上保障中  共 代表团,代表团撤离南京、上海以后,又与刘晓(中  共 上海局书记)接上头,成了上海地下党可以“提取钱款”的一个大钱袋,上述《中  共 上海地下金库》文中记载了当事人的回忆,我就不多引用重谈了。

    从根据地跨入敌占区,插楔子式地建起的地下金库,设定的任务则大不相同。出谋划策的源头是在党中央。鉴于“双十协定”已公之于世,当时的大情势有一种可能,会出现和平时期,将面临**选举,要准备开展合法斗争;还有另一种可能,会爆发战争。无论哪种可能,特别是前一种可能,到大城市里去发展党的力量,刻不容缓。问题随之来了:你想钻到敌人当家的城市里去闹腾,吃什么、喝什么?到大城市里去发展党的力量,靠什么生存下去?徐雪寒回忆,“根据中央指示和华中局决定……加强了对大城市的工作”,他前往上海负责开展党的经济活动,“资金全部由华中银行设法输送,大约有上万两黄金的资产”。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谈到1946年曾山首长曾找我爱人邓克生,要派他出去建钱庄、办商贸行。这件事,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老首长们考虑的是我们华东根据地的战略布局。其实,用意远非如此,那是党中央的全国战略布局呀!徐雪寒领衔唱起这出“大戏”,戏唱到了上海、台湾和香港,他回顾说他在上海“办了一个银行、两个钱庄、一个对外贸易公司、一个花纱布公司等六七家企业”,做到了“完全公开合法”。为了摆开这么一个“战场”,他多方调用干部,配备精明的人手,扎扎实实“做生意”。老徐在1982年4月9号夜给我的信中说过“鼎元钱庄,是我亲自布置的”,同年的一份证明材料上说,他对许振东是“委之以重任”的;在1990年4月回忆朱枫的文章中,又说朱的“组织关系转交给我,由我调遣”。

    与此前后光景,钱之光、萧林那条线也在往沿海转移,而他们能否站稳脚跟,能否保彰中央代表团所需,自然成了延安的顾虑。为万全起见,中央指示“华中局负责供应”代表团的“各项经费”。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史料,《华中银行史》上有记载,也让我的回忆有了全局观念,让后人评说历史有个宽广的视野。可以说,从1946年春天以后,中央代表团和党中央的财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由华中来挑中央搁在外面的担子。围绕南京、上海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一个代表团,那么多来往人员,那么多工作,有谈判桌上的,有团结**派、争取中间人士的,还有推动爱国**运动等各方面,所需经费数额大,提款频率高,而华中银行的钱,即根据地的钱,如何输送到代表团的手上,靠携款人员奔波递送,风险大,效率低,成否难料,只有建立起跨越敌我两区的通汇线,才能险中求夷,平稳有序运作。鼎元这一类钱庄的实际作用,随之凸现出来。

    党设在大城市的秘密金融点,当时面临的无非是两大任务:一是确保**代表团开展各种活动,二是大力为根据地置办军需。围绕着这两大任务,不同的指挥系统会有好几条线展开活动。时隔六七十年,虽然看清了“地下金库”的两条线索,而他们活动的许多细节却湮没无载,重要的是几大账本无处查寻,今天谁还能见到华中银行的账本、**代表团的账本、鼎元钱庄的账本、华益公司的账本?如果有,我拼了老眼昏花,也要仔细查查。没有原始底账,纵横往来的收支明细、孰轻孰重都茫然如烟,不能匆忙定论,更不能胡乱夸大。不敢说鼎元就是“挑大梁”的主角儿,但我要负责任地说:许振东参与的那一条通汇线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肯定比我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那点点数字(上千两黄金)还要大。单单《华中银行史》书中就明确记载了一段:1946年9月里的苏中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决定成立华中银行苏中办事处,统一领导下属的三家分行,“办事处主任邓克生”,仅在同年11月里,办事处就“两次支付南京**代表团黄金490两,法币4900万元”。当时的黄金单价约每两30万元出头,这样算来,华中银行一个月已拨出两个月的经费,因为中央要求华中每月为南京代表团筹款1万万元,并电示周恩来、董必武注意每月“提款以不超过此数为限”。

    我们从根据地转出的资金,转到许振东那头,笔笔顺当可靠。党的大城市急办的两项大事,从落实的结果看,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所以才有“节节胜利”之说。我后来去上海许振东家中,见客厅里挂着董必武手书相赠的条幅,说明董老记着那血雨腥风的岁月,不忘肝胆相照的老朋友。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咱们苏中的沿海产盐,设有“两淮盐务局”,销售的盐款也有一部分转作国统区的工作经费,华中银行和两淮盐务局联合组织过“汇通盐号”,按《华中银行史》的说法,**南京局的“工作经费就源源不断地从这些地下通汇线转送过去”。当年主持两淮盐务局的负责人是孙笃生。60年代以后,我们曾相邻而居十多年,推开窗,两家人可以轻声言语,芳邻赛珍宝,同样值得回忆。



金融据点听党指挥 单线联系守口如瓶

    许振东作为土生土长的镇江人,具有近代镇江人外出谋生的特色,其中又以钱庄学徒为多。1929年,许振东未满16岁,就由父亲托人介绍,进入上海的鼎元钱庄学生意。没想到,小学徒日后竟能将东家的老牌子吃下来,经营的本事十分了得。

    说起早期的鼎元,只是个小钱庄,门面在上海蓬路(靠近吴淞路)上,老板待人苛刻。三年学徒期满,许振东即改换门庭,去上海新泰、三泰钱庄当职员,业余时间上立信会计学校读书,练就了一身真本事。在立信学校时,他认识了后来结为终身伴侣的陈志威。

    许振东22岁时,由许家人发起,向亲友集资、到社会上拉股,筹到数千资金,自立门户开设“仁泰钱庄”。许振东被股东们推为经理,由他的兄长许旭东协助,靠信用和热忱服务,广揽生意,兴旺一时。抗日战争一爆发,许振东追着**的行踪,赴长沙,往桂林,投身抗日宣传活动,直到1940年底才回到上海。在桂林时期,他开办过两家书店,翻印过**的《论持久战》等小册子,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赠送前方将士阅读。许振东离沪两年多,仁泰钱庄由弟弟许培东接任经理,俟重返沪上已濒临倒闭,他立即与弟弟携手整顿,有了起色后,还与人合资创办新的公司。

    许振东这个“点”,在“孤岛”时期既是我党的一个联络点,供过往人员碰头联系,又是地下党从事抗日宣传的一个“钱袋子”。许振东后来回忆:“1941年,上海私营印刷厂因受到威胁,不敢替生活、新知等书店印书,徐雪寒同志要我合办印刷厂,自印书刊,并由我出面请领开业执照。”正是在1941年,许振东成了具有组织关系但不是正式党员的特殊人物,其组织关系由地下党负责的唐若愚(后任过福建某大学的副校长)转给金融业地下党的韩宏绰(后任过宝钢的物资处长),单线联系。许振东认识到“党要我当个资本家,我当遵照他们的指示去做”,当时找许振东谈话的就是我爱人邓克生,要他“仍然以以前曾担任过的钱庄经理身份留在上海,为党做些工作,并掩护一些党员,要比去根据地更为有利”。到了1946年,徐雪寒对他进一步明确:“不能参加**派和**运动,只能以工商者(资本家)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那些单线联系的组织活动,属于党的机密,即使到了和平年代,许振东依然守口如瓶,直到“文革”以后,他才以“个人简历”的形式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交代。

    最难得的是他的兄弟和妻子都理解他,支持他,还时常会善意地取笑他:“共 产 党就是你的亲老子!”如果没有“亲老子”的指示,许振东也许会守着他们许家的仁泰钱庄,在上海至镇江一线经营,不会北上进入高邮、淮阴发展。可邓克生一发话、徐雪寒一拍板,说要合办新的钱庄,老许就在仁泰钱庄内设立了筹备处。考虑到新办营业执照费时费力,他便出面借用已关闭多年的鼎元钱庄的老牌子,花五十多两黄金,办成新执照,随即在四川路上正式开业。因为正式开业时,**代表团已撤离南京、上海,所以鼎元钱庄承担着“党交付的采购军用物资,支持党所需的资金,租用商船以运送物资到解放区等任务”。

    许振东后来回忆:“鼎元钱庄,党派了二位党员参加负责,叫我担任总经理。同庆钱庄,叫我担任董事。建华贸易行,任务是与解放区交流物资。联丰花纱布公司,叫我担任常务董事。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叫我担任董事。懋兴土产出口商行……上述企业都由党员具体负责。资金大部分是党的,我的家庭和其他私人也分别投入一部分资金。”据闻,当年在鼎元钱庄工作的员工,都享受到了离休待遇,说明党和政府是记住他们的贡献的。

    当年,在最繁忙紧张期间,“亲老子”又指示,准备接待过往的“客人”。许振东没动钱庄一分钱,竭尽自家的积蓄,重金买下位于绍兴路的一座私宅。出手购房前,家中人并不情愿,觉得有点“过分”,可老许咬咬牙,还是买下了那栋房子。虽然入住已是1949年,局势动荡剧烈,并未完全派上用场,但在此之前,经许振东接待,北上前往解放区的有刘季平夫妇,有艾寒松、恽逸群、楼适夷等文化人,还有臧亦夫、邓亭这样的小青年。

    接待这些来客,不但包他们食宿,还掏自家的钱给他们花。邓克生1941年滞留上海时,就没少花老许的钱。同行的李仲融,在上海办的婚事,也是老许出钱操办的。新夫人是胡风夫人梅志的妹妹。夏衍的家属留居上海,老许定期送去生活费。香港的翦伯赞、内地的张天翼,老许都按时汇去生活费及子女教育费。老许两次进入苏北根据地,一身盛装前去,光着手回上海,把“自己的行李和穿戴都留给老区的朋友了”。这样的义举不胜枚举,有人赞扬许振东人品好,“只要知道同志有困难或革命需要,即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徐雪寒晚年还亲笔为许振东写下“慷慨接受任务,身家性命在所不惜”数句评语。



龙蛇杂处各显其能 结交八方化险为夷

    鼎元钱庄在筹备时,场面上的文章做得很漂亮。党内派来的人挂襄理之名,叫许振东出任总经理兼常务董事,请一位懂行的私方投资人士出任监事会会长。而最亮堂的董事长一职,必须找社会知名人士。首届董事会特邀同盟会老人张席卿挂名董事长,张先生是蒋介石的同乡、同学,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咨议,是可以在蒋氏介卿、介石两兄弟面前替人说项的好友。一年以后,董事会改组换届,拉了骆美奂来当董事长,他是**的中央委员,当过中央合作金库的常务董事,为CC派陈果夫坐镇“钱袋子”。同时还把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理朱慎微也请来,做个挂名董事。上海市银行是市政府设立的,1945年复业后,朱慎微成了新市长吴国桢信得过的人。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个引来“入伙”,不仅给鼎元增添了保护色,也利于从中央金库和上海市银行挖头寸,使官僚资本为我党所用。

    一次朱慎微寿庆,许振东作为同业朋友去捧场,又搭上了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和他太太郑宜兰。王耀武出身于山村农家,靠军功做到山东省主席,在有黄埔背景的将领中,他的生意经头脑超灵,自北伐以来,一路驻军,一路开办私人企业,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上上下下出手大方,那不竭的“财气”,后盾全靠一批私人企业。这位王司令邀请许振东去他家中打牌,老许摸不准对方意图,又厌恶鱼肉百姓者,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时正逢鼎元在向社会招股,朱枫知道此事后,极力鼓动:“送上门的主顾,哪能推辞不就?”三来两往,郑宜兰成了鼎元的股东,王司令的连襟也成了股东。

    战乱年代,形势险恶,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沪上夜间实行戒严。因为和王耀武一家子混熟了,通过他搞到了汽车通行证,理由就是为了不误夜晚的“牌局”。许振东按朱枫的指点,在牌桌上舍得“输”,在轻松欢洽的气氛中,却获得了不少生意场以及战场上的重要信息。他把这些情报报告给党组织,有利于党分析情势,判断动向。

    说到朱枫,她在鼎元钱庄的情况,我原先知道的不多,上次那篇文章仅仅提了几句。说来也巧,国内出版的《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曾是我女儿的语文老师。今年1月,追述朱枫一生的纪录片《枫叶红于二月花》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他特意通知我们全家收看。他的书中就有一段涉及鼎元钱庄的故事——

    朱枫有个同父异母的六妹,妹夫姓水,夫妇俩同在中统做事。有一次聊天,妹夫无意间说:“共 产 党真是无孔不入,连上海的金融业都钻进去了。”再往下聊,水某说:“我只听说有个带鼎字的钱庄……”朱枫立刻警觉起来,向徐雪寒、陈明报告后,决定由她出面化解危机。朱枫即和六妹联名发请柬,宴请蒋府红人沙孟海,就在六妹和水某的家中,还让沙的四弟史永(原名沙文威)前来作陪。沙孟海是朱枫学书法的恩师,朱枫与沙先生的夫人包稚颐及弟媳陈修良都是宁波女子师范的同学;史永已参加上海地下党,曾携妻带子住在朱枫家中。朱枫原名贻荫,自感字面过平,曾央沙先生更换典雅的名字。沙为她取名谌之,字弥明,并各治一印相赠;朱枫远嫁沈阳,沙先生另刻象牙小印“弥明欢喜”作为贺礼。这些都可印证两家人关系之稔熟。这场“家宴”,借沙孟海的话,真个是“亲切如家人”。朱枫在六妹家中请沙孟海题写“鼎元钱庄”,留心观察水某的反应,并有意挑起旧话:“你上次听到的那个消息,不能听到风就是雨哟。”朱枫解释说,鼎元的经理是她亲戚,经商失败,转而投资钱庄,勉强维持生计,家里人口多,生活艰难,说不定什么时候钱庄倒闭,全家又要饿肚子了。她提醒妹夫,若是你“下面的人去胡搞”,那是“伤阴德的事”哦。水某不得不当场表态:“我不去深究,就没事了。”

    嗣后,鼎元钱庄干脆将沙孟海的手迹放到报上去做广告,那时沙公是国民政府的秘书,正在为蒋介石纂修宗谱。《上海滩》去年发表我的文章时,配发了一张鼎元钱庄的支票,支票上的“鼎元钱庄”四字,一看就是沙孟海的手迹,他老先生当时写的就是隶字。据沙公回忆,朱枫托他写过好几家工商企业的招牌,而写鼎元的招牌,是他“最记忆清楚的”。在鼎元的营业厅,还故意将给王耀武总司令的大信封压在办公桌下,以引人注目。这两手高招,假借官威警示宵小,鼎元果然平安无事。

    不过,要说完全“平安无事”,其实也不见得,有时也会出现令人提心吊胆的险情。志威大姐就对子女们说过,有一次来了一伙人,点名要找老板许振东,单拿他问事。许振东躲在暗处,一看苗头不对,就让弟弟培东出面应付,自己爬上房顶跑了。来人把许培东带走审问,因兄弟俩外貌酷似,不开口难辨真身。许老弟被抓去后,审问了半天,均答非所问,才发现抓错了对象,只好放人。此事多亏许家兄弟应付得当,才化险为夷。多少年后说起这事,志威大姐依然心有余悸:“当时吓得要命哟!”许培东不但是个好帮手,也是我们党的真心朋友,曾在家中掩护张尔华同志住宿。



    两次发文回忆许振东其人其事,可能会有前后不太一致的情况,因为前一次凭记忆多一些,后一次看材料多一些,查证核实太困难,我也老了,请读者们原谅。至于有没有将“地下金库”真正说透,我心里也没底。我毕竟老了,虽然还有许多话想说,也是力不从心了。如果还没说透,请读者们再惠赠资料,我继续补课,能把“地下金库”的故事流传下去,我就安心了。

    另外要说明,这两个多月来,由我的文章而引发的议论中,我也听到一些尖锐的声音,多是针对我们党的。我很赞成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说的,中国**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和“逆耳”的言论。我愿引徐雪寒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他在1983年3月30日给我的信中,动情地说过:“老许等对于革命是有贡献的,我这个人,对于革命困难时期帮助过革命的党外人士特别多情,觉得革命胜利了,对这些人士,不能忘记,要优礼有加,宁可我们党内克己些,对党外人士宽厚些为好。”可就是在“老许”的身上,无论生前身后,我们党和政府“宽厚”得不够,还在占着人家原有的那一份,债欠大了,拖久啰!徐雪寒动情,都30年了呀。年前,老许的儿女们专程来看我,我很想说说,却无法再说下去了……几时能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解决问题,克服工作中的不足?

(2013年2月下旬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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